1950後中華文明二元發展之研究
馬政 童慧玲
一.1950後中華文明發展的兩條路線—定於一尊與民主多元：
1950年是中國現代化運動，剝極而復、貞下啟元[1]的重要轉折點，從這一年開始，由於台灣海峽的阻隔，中國大陸和台灣隔海各自依照堅持的主張，展開六十年的國家建設工作。據此我們提出歷史的新解釋：大陸和台灣所統治的領域雖然有266：1的懸殊比例，但各自做出必須採取的歷史措施，臺灣自我定位為中國現代化的實驗田，在六十年中發展出以民主多元為特色的現代化格局，已開發國家該有的制度措施應有盡有，一旦中國大陸需要移植時，同文同種的臺灣發展的各類經驗，可以立即轉移至全中國。而大陸則以定於一尊的方式將960萬方公里的超級大國從新再造，先從1950至1976年將大陸像翻土犁田一般，三反、五反、反右、文化大革命，把數千年舊有的一切搗毀打平；直到1979年一聲改革開放，30年後中國成為世界前二大經濟體。
二、定於一尊的中國大陸
1950至1976年中國大陸是怎麼做的？面對長達兩千年的農業社會，毛澤東認定只有將舊有的社會結構徹底毀滅，才能重新再造一個新的中國。中共建國後的頭三年，肅清了國民黨在大陸的殘餘武裝力量，沒收了官僚資本企業，並把它們改造成為社會主義國營企業。完成了土地制度的改革，鎮壓了反革命，開展了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開展了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但是毛澤東對執政的中共，也痛下殺手。中共官方資料認為，毛澤東「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於求成，誇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就在總路線提出後，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氾濫開來。」從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政治局廬山會議後期，毛澤東「在全黨錯誤地開展了“反右傾”鬥爭。這場鬥爭在政治上使共黨從中央到基層遭到嚴重損害」。主要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中國國民經濟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 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發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以後提出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觀點，「進一步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資產階級都將存在和企圖復辟，並成為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根源」。在一九六五年初又錯誤地提出了運動的重點是「整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在意識形態領域，「也對一些文藝作品、學術觀點和文藝界學術界的一些代表人物進行了錯誤的、過火的政治批判，在對待知識份子問題、教育科學文化問題上發生了愈來愈嚴重的左的偏差，並且在後來發展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共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他的主要論點是：「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只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這實質上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中國共產黨的各級組織普遍受到衝擊並陷於癱瘓、半癱瘓狀態，黨的各級領導幹部普遍受到批判和鬥爭，廣大黨員被停止了組織生活，黨長期依靠的許多積極分子和基本群眾受到排斥。「對於“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負有主要責任」。使黨的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滋長起來，也就使黨和國家難於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發展。[2]
以上是中共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對毛澤東自1950到1976年，在中國展開的一連串從根翻掘中國社會的每個層面的過程。經過三十年翻天覆地的大破壞後，中國成為一片可以重新創建工業社會的處女地。這樣形容中國農業社會解構的最後過程是有一些殘忍，因為其中牽涉的生命喪亡超過數千萬人。1979年鄧小平宣布改革開放政策，終於開始了重新建設工業社會中國的腳步。我們從這個角度看兩岸1950年來的發展，會有不一樣的觀點。
三、台灣的歷史定位
1950-2010年台灣的歷史定位，並不是一個像東晉、南宋的偏安政權，只求逃離異文化的統治。而是1864年自強運動以來，中華民族追尋工業革命之後「中華文明新生命」的成長路程。這是一個持續性的發展，在民主多元的活潑進程中，得到政治、經濟、社會、法律、哲學、宗教、藝術、資訊各方面的健全發展，大陸中國也因此在現代化運動中，迅速的由台灣經驗中，尋獲現代化的路徑，而被稱為蛙跳式進程[3]。其實這並非奇蹟式的蛙跳，而是台灣持續發展近代中國的六個因為主客觀因素而無法成功的現代化運動：洋務自強運動、百日維新運動、憲政革命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平民教育運動、文化復興運動，並且獲得具體成果。中國才能以同文同種的緣故，在經過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嚴重毀壞黨政體系以及中國傳統社會文化後[4]，能夠從艱難困苦的狀況中，短短卅年1979-2010年，由落後的第三世界國家，迅速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資訊科技、工商管理、產業發展、現代化教育、交通建設各方面，與八大工業國齊頭並進。
回溯西元1830年，西方國家工業革命[5]成功，大舉侵略世界各國。中國仍墨守農業社會成規，使得生產力在工業時代大幅萎縮，終於「食之者眾，生之者寡」，原先經濟生產力高達全球32%，養活全球20%的人口[6]；卻快速萎縮，結果糧食嚴重不足，經濟崩潰，社會瓦解。這就像一棵根部失去養份的千年大樹，由枝葉的枯萎開始，終於骨幹乾枯，生機滅絕。
在中國這棵千年大樹枯萎之時，有志士仁人前仆後繼，意圖扭轉老樹枯死之悲劇，想用「接枝法」－「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讓老樹再現生機。但是，就像一個垂死的老人，生機已絕，要做的應該是培育新的生命，而不是延續難以為繼的衰老軀體。在枯死的過程中，四圍的虎豹豺狼、天空的秃鷹，都迅速的以「八國聯軍」的方式，分食殘餘的老大中國。
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和他們的師父林則徐、陶澍，都看到大樹的枯萎，也盡全力掙扎挽救中國的厄運，卻事倍功半。自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在未能工業化的情況下，中國經濟喪失世界首位，並且逐步遭到淘汰崩解的殘酷命運。這種狀況長達百年，由1840到1945年。由於經濟崩潰導致財政瓦解，國家無力自衛，百年之間面臨英法聯軍，太平天國內亂，八國聯軍，日俄戰爭，918事變，日本侵略，幾乎都無力對抗。二次世界大戰後，又開始國共內戰。在這百年間，也不斷的有志士菁英努力奮起救國，卻在一次又一次的外患內亂中失敗。
一幕一幕悲劇，是這個千年歷史巨人逐步凋零的過程。但就像聖人孔子，生在春秋末年，也不能救亡圖存挽救枯萎的周帝國。他看到了歷史的新生命，他並不顧惜管仲、子產、吳季子，他關心的是顏淵、子路、子貢、曾子、子游、子夏……，能否在他開墾的苗圃，繼續培植出新時代的棟樑，把他看到的未來世界－禮運大同篇中的理想國建設起來。
在廿世紀，農業社會古老中國枯萎崩潰的末期，又有新的孔子、顏淵、子路、子貢、子游、子夏、曾子、子思、孟子、荀子……，在亂世中耕耘新的苗圃：在孫中山 先生提出結合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的新途徑與理想國後；蔣介石父子、陳誠、胡適、蔣夢麟[7]、傅斯年[8]、羅家倫、俞大維、錢思亮、晏陽初、李國鼎、孫運璿、錢穆、南懷瑾、星雲、證嚴、聖嚴、溫世仁、…，在東海之濱，如同2500年前的齊魯聖地，中華文明新的生命[9]在台灣育成了。洋務運動、百日維新、辛亥憲政革命、五四運動、平教會農村復興運動、文化復興運動、資訊科技知識經濟，都在台灣與新的中華文明結合創新。
歷史的大方向是一定的，一時間的逆流、衝擊，改變不了新生命的崛起。新中華文明的幼苗，經過六十年的培育：新的軍事、政治、經濟、社會、教育、工業、商業、農業制度，在台灣長成健康活潑的生命體。1990年鄧小平決定再站起來，1992年鄧小平南巡，以深圳等地移植港台經驗的具體成果為例證，要求大陸沿海重要城市，依深圳經驗先富起來。短短的二十年，在台灣育成的中華文明新生命，在神州巨人的身上活過來了，這是一個積極、樂觀、百折不撓、自由、和平、仁愛、慈悲的生命體。大陸沿海城市，立即「廣、大、上、青、天」[10]，使中國成為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不再高喊武裝革命、工農鬥爭，中國喊的是：「和平崛起！」中國要的是和諧、以人為本[11]，中國反的是恐怖、戰爭、黃、賭、毒，中國抗爭的是洪水、沙塵害、環境污染、道德淪喪！有人怕中國成為新霸權，我們就要發揚中華聖賢的道統，再加把勁，讓已經站起來的中華巨人，和這一片神州大地上的子民，都能像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一樣：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四. 台灣奇蹟的兩個面向
在歷史奇妙的安排下，孫中山先生的追隨者、曾國藩的後人、張之洞的學子學孫；日本明治維新在台灣培養的人才；在美國、英國、歐洲留學歸國的人才；民國十六年到廿六年，黃金十年培養的人才；抗戰八年，戰火中培養的人才，包括：晏陽初、蔣夢麟、胡適、尹仲容、李國鼎、孫運璿、傅斯年、錢思亮、俞大維、錢穆、牟宗三…；都聚集在大海屏障，美國、日本維護的台灣島上，以六十年的時間，一步一步把孫中山先生的理想：包括民權初步、地方自治、憲政民主、民生經濟、實業計畫、文化復興、科技現代化，全部在台灣具體而微實踐了。這是「新中華文明」的根苗，從這裡枯萎長達百年的中華文明得到了新的生命。
1949年國府撤退來台灣，當時百分之九十的國土及人民都已失去，而國際上更紛紛承認統治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國府只剩下不到1﹪，依統計學說幾乎不具有存在的意義。但是儒家主張：文王以七十里而興[12]，面積只有三萬多方公里，資源多在二次世界大戰中耗盡的台灣，原有的日本官員及技術人員，都在1946年遣返日本[13]，殘破的機構、缺乏資源的海島，幾百萬貧困的人民，台灣卻能從這一無所有的起點，經過六十年的努力，成為國泰民安、物阜民豐的現代化工商社會。很多人說這是奇蹟，這確實是奇蹟，除了政治軍事外交上的堅忍圖強外，最讓第三世界國家仰慕的工業與農村發展，更成為國際肯定的世界典範。這兩方面的成就，都打破了一般政治發展的理論，而被譽為台灣奇蹟。
台灣奇蹟基本上有兩個面向，是我們不可不知的。這兩個面向，都是過去150年中國在生死存亡中，一直難以自立自強蛻變成長的主要部分：一個是由勞力為主的農業經濟，轉變為以機械及資本為主的工商業經濟；一個是將傳統的農村社會，轉變為新興工商社會。這種生產方式改變，及農村社會轉化為工商社會的大變動，就是百年來全世界大革命的根本原因。
台灣奇蹟基本上有兩個面向，是我們不可不知的。這兩個面向，都是過去150年中國在生死存亡中，一直難以自立自強蛻變成長的主要部分：一個是由勞力為主的農業經濟，轉變為以機械及資本為主的工商業經濟；一個是將傳統的農村社會，轉變為新興工商社會。這種生產方式改變，及農村社會轉化為工商社會的大變動，就是百年來全世界大革命的根本原因。
1. 第一面向：工業發展
人類社會的形成雖然不盡如盧梭社會契約論[14]所形容，但是文明人類是以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為目的，這由孔子孟子的主張，兩千年來一直不斷的被後起的哲人智者肯定可以證明。台灣在短短的六十年間，由殖民地經濟農業，蛻變成為高資本高技術的世界資訊工商社會，是在傑出的工商業政策制定者，正確的決策領導下，由落後粗淺的手工業，一步一步從家庭工業成長為外銷產業，由進口替代工業[15]成長為加工出口區，再形成工業園區，最後結合產官學形成高資本高技術的科學工業園區。這每一步都是由最淺顯的一小步開始，不斷的成長，這期間成長的步伐，新方向的選擇，企業成長的誘導，外來資金及技術的引入，國內人才的培育，每一步都必須正確，政治惡勢力的排除，貪瀆的防治，社會共識的建立，遊戲規則的正確執行，階段性教育政策的配合，猶如一篇複雜的交響曲，由序曲、第一樂章、第二樂章、一直到終曲，音樂的主弦律貫徹首尾，由初始的低沉，成長到最後合奏的高亢，這首交響曲譜寫的這樣合理有序而且完美，他的作者是李國鼎，但卻由全體交響樂團的成員，把這首媲美貝多芬快樂頌的台灣工商業發展奇蹟，完美的呈現在世人面前。
1947年由經濟部資源委員會來到台灣造船的李國鼎[16]，在尹仲容的領導下，從美援會開始，運用經費不多的美援，把力量集中在民族工業的培植上。他們選擇最值得推廣的產業，和最能夠推動的企業人，在這片工商業的荒漠上，先生產民生必須的輕工業產品。不像其他第三世界國家，急於擁有自己的重化工業，把寶貴的資金，全注入鋼鐵工業、重化工業。
當尹仲容[17]在外力強大的打擊下病重身亡後，李國鼎帶領由美援會[18]演變的經安會、經設會，一路引導設計台灣工商業成長的藍圖。為了培植初級工業急需的密集勞動力，李國鼎在人資源會議中決定教育分流，將七成的人力培育成職業學校學生。雖然造成激烈競爭的升學聯考，卻使隨後發展出的加工出口區，得到了大量熟練的技術工人。李國鼎認為外資不認同台灣的市場，就在港口邊成立加工出口區，外國的材料及技術，免稅在加工出口區由我國工人加工成為成品後，直接輸往國外市場。本國勞力得到外國工業的酬勞，而勞工並不需要離鄉背井，外國企業在台灣加工生產，也不需要負擔昂貴的進出口稅。這種充滿創意的做法，立刻吸引了國際知名的大廠，將產品在台灣生產。不但使台灣的勞工收入提高，更訓練了能與國際接軌的大量熟練技術工人，與中小企業家。台灣因此快速的由民生工業，跨入市場無限廣大的出口業。
當台灣技術成熟後，國內的企業家有能力與國外競爭，李國鼎又設計了工業園區，由政府規劃標準的廠房，提供充足的水電供應及交通設施，迅速的提昇了台灣中小企業的生產能力，使台灣商人走遍全世界爭取各種商機。當台灣每年以二位數的成長率向上竄升，並受到第三世界國家全力仿效後，李國鼎擔心像這樣門檻不高的勞力密集工業，隨著台灣所得的成長優勢，將被工資低廉的第三世界工人取代。李國鼎呼籲台灣的工商企業，要朝向資本密集與技術密集的產業發展。這些就像口號式的呼籲，在一般人眼中有如天方夜譚，台灣那裡來的龐大資金，而且當時仍屬第三世界的台灣，怎麼會有與美日相抗衡的高科技人才？李國鼎此時已離開財經部長的寶座，而且年近七十，但是他結合三十年來在政界學界及產業界人脈，向行政院自外國禮聘的科技顧問[19]請益，這些在歐美高居學界領袖的顧問，一致認為資訊業是未來必然高成長的新興產業。但是台灣在這方面什麼也沒有，於是李國鼎在老友孫運璿院長[20]的全力支持下，成立科學工業園區，及工業技術研究院。科學園區設在清大與交大旁邊，利用兩所知名大學在理論科學與應用科學方面的人才與知識，再選派工研院的年輕人才，學習當年日本大化革新及明治維新的人才培育法，集體送往美國先進資訊工業的生產線上，從事最基本的實作實習。李國鼎又訪求到新興的創業投資人才，由政府協助集資成立了創投公司。又前往最先進的加州矽谷，邀請華裔人才回到新竹科學園區創業。這一切都那麼困難，因為每一步都是台灣原來能力所不及的高科技及高資本的新興產業，然而多年的努力，新竹科學園區內現在新設晶圓廠的投資，每座都在新台幣五百億元左右，數千億元的投資，都是民間產業的力量。台灣從五十年前種甘蔗、稻米與蕃薯的熱帶殖民農業經濟，轉型成為影響全世界的知識經濟產業，台灣奇蹟的工業發展面向，是這樣令人敬佩！是如此令人感動的！
2.第二面向：農村發展
一百年前逐漸崩潰的中國，有人高喊：「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21]，有人大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22]。然後革命接二連三的發生，中國農村中億萬靠天吃飯的農民，千百年來承受旱災、水災、風災、蟲災、政災、戰爭，一次又一次乞求生命於農田大地。當工業革命的狂潮，把農地變成一文不值後，小農民與小工人哀哭於蒼天之下，以最低的條件維持生命。這時有一名四川貧農之子晏陽初[23]力求上進，在追求新學的過程，受到基督教傳教士的教導與幫助，他成為鄉間的老師，轉過來幫助貧農追求自己生命的成長。基督教牧師協助他到美國耶魯大學神學院深造，他不只研究神學，更深造社會與教育方面的學問，畢業後更前往普林斯頓大學研究院。當他在耶魯時，教會徵求前往一次世界大戰法國戰場，協助華工的義工青年，晏陽初及林語堂等正在歐美求學的中國青年，都志願前往。當時三十萬名華工貧窮又無知，打架、賭博、生病、思鄉什麼問題都有。晏陽初發現只要二個月的時間，就能教會不識字的華工，認識基本的一千個中文字，並且在學習的過程中，瞭解現代生活的衛生習慣和公民教育。先學會的幾十個學生，又能成為小 老師，現學現賣把學會的一千個字，教給想認字的華工。這種簡易的普及教學方法，很快的以成千成萬的速度，讓大多數的華工，都學會了基本的認字與公民教育和衛生習慣。晏陽初很興奮，就巡迴美國演講募集經費，回中國幫助無知的貧農求學改善自己的生活。當它得到一小筆基本的經費後，就動身回到正在軍閥混戰的動亂中國，受到北方軍閥的支持，在河北定縣展開初步的實驗縣工作。受到求好心切的當地民眾的支持，平民教育會[24]很快的收到具體的成效，不但消除了文盲，而且定縣農民識字之後，從簡單的教育資料中，學會了更好的農業生產知識、衛生習慣、公民互助、以及儲蓄的方法。這時北伐成功，國民政府要求平教會擴大推廣工作，在江蘇湖北湖南等地大量展開平民教育工作，並且以定縣實驗成功的成果，作為全國縣政改良的基礎。抗戰開始後，為了強化後方，以更堅強健全的國力與日本人長期抗戰，將四川省定為模範省，展開全省的平民教育實驗，由蔣介石親自擔任實驗省長，以化解反對的阻力。1944年抗戰已近尾聲，晏陽初知道受到長期戰爭的破壞，如果不從農村做起，國家將無可挽救。他就以赴美治病的機會，向美國政府及各界提出中國農村復興計劃，由於計劃非常的具體，而且他有在中國廿多年的經驗及成效，正在推動戰後聯合國和平計劃的美國大老，就將整個計劃擴大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幫助戰後所有的第三世界國家重建。1948年美國國會通過了中國農村復興計劃，以美援經費的十分之一專款專用，由中美雙方各兩名委員組成最高指導委員會，當時中方的委員就是晏陽初，以及前北大校長蔣夢麟。但是此時中共已逐步統一大陸，農復會[25]只好遷來台灣，並將四川模範省的經驗及規劃，結合日本人在台灣的農業組織，展開四健會及四大志業：農業生產、衛生教育、公民訓練、農村經濟等的推動。由於農復會和美援會同樣以美元支薪，當時這兩個機構結合了全台灣最傑出的人才，農復會的主要成員，包括晏陽初、蔣夢麟[26]、沈宗瀚、蔣彥士、謝森中、李登輝等。
晏陽初、蔣夢麟、沈宗瀚等人，配合當時省主席陳誠推動三七五減租及耕者有其田政策，大力展開台灣農村復興計劃。台灣農村在日本佔領時，台灣的土地主要在日本地主及少數台灣大地主手中，台灣光復時，台灣的佃農高達四成，另外有四成是半自耕農，也就是近八成的台灣農民，沒有自己的耕地，當時地租又很高農民生活很苦。農復會與政府指導各地農會，一方面以三七五減租及耕者有其田政策[27]，幫助農民成為自耕農，一方面推動生產建設班、以及農會、農田水利會及地方自治的工作，並全力改善農村衛生保健工作，使得農村經濟迅速成長，台灣農村的活力帶動了台灣經濟由1950到1960年的民族工業發展。其後鄉村工業化，客廳作工場，離農不離村等工業發展政策，使台灣農村成為工業成長的基礎，台灣工業奇蹟就這樣從農業母體中孕育誕生。
台灣農村綠色革命成功，成為第三世界農業國家效仿的對象，雖然台灣農村革命的成功，紮根於晏陽初平民教育會，及農業復興委員會，和日本在台灣設立的農會、農田水利會，還有台灣農民的勤奮上進等基礎上，但是如果沒有強有力的政府，對農業政策的堅決執行，在大地主強力抗爭下，往往一事無成。這就是第三世界國家，一直想複製台灣綠色革命，卻無法成功的原因。
由農業社會轉型為工商業社會，第一步必須有健全富裕的農村作為社會的基礎，這項築基工作，有賴平民教育會的人與方法作正確的起步，台灣有幸能有由晏陽初平民教育會，結合美國政府經援的農村復興委員會，在充足的經驗與財力支援下，再加上陳誠強有力的執行下，才有震驚世界綠色革命的成功，並引發其後工商發展的奇蹟，及政治和平革命的奇蹟。台灣經驗[28]是寶貴的，尤其是炎黃子孫最珍貴的成果，必然能幫助十億以上的人民追求到合理的生活！
彖傳分釋元亨利貞既畢，又曰首出庶物，即貞下啟元也。
[3] 1993年，貝里斯、保羅·克魯格曼等(Brezis，Paul Krugman，)在綜合發展中國家成功發展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基於後發優勢的技術發展的“蛙跳”(Leap-flogging)模型。 後發優勢理論（Late-developing Advantage Theory）美國經濟史學家亞歷山大·格申克龍(Alexander Gerchenkron，1904-1978)在總結德、義等國經濟追趕成功經驗的基礎上，於1962年創立了後發優勢理論。所謂“後發優勢”，也常常被稱作“落後得益”。 美國社會學家M·列維從現代化的角度將後發優勢理論具體化：(1)後發國對現代化的認識要比先發國在開始現代化時對現代化認識豐富得多。(2)後發者可大量採用先發國成熟的計劃、技術、設備以及與其相適應的組織結構。(3)後發國家可以跳越先發國家的一些必經發展階段。(4)由於先發國經驗可使後發國家對現代化前景作預測。(5)先發國可在資本和技術上對後發國提供幫助。列維提到資本積累問題，認為先發式現代化對資本的需求是逐步增強的。後發式現代化因在很短的時間內迅速啟動現代化，對資本需求會突然大量增加，因此後發國需要特殊的資本積累形式，也必然要有政府的介入。http://wiki.mbalib.com/zh-tw/%E5%90%8E%E5%8F%91%E4%BC%98%E5%8A%BF%E7%90%86%E8%AE%BA
[4]在毛澤東時代，中國經濟經歷了三次大的起落：第一次經濟災難爆發于大躍進(1958--1961), GDP的增速從1958年的峰值21.3％跌至1961年的谷底-27.3％ 。GDP的總量也在1962年跌回1958年前的水準，經濟倒退5年。第二次經濟災難爆發于文革浩刧(1966--1969), GDP從1966年之前連續幾年的兩位數增速跌至1967年的谷底-5.7％ 。GDP的總量也在1968年跌回1965年的水準，經濟倒退3年。第三次經濟低潮受制于文革余波，從1972年到1976年，GDP增速從3.8％ 振蕩走低至-1.2％ ，形成每況愈下的三個谷底。http://big5.jrj.com.cn/gate/big5/futures.jrj.com.cn/2009/02/1817443606645.shtml
[6] 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在所著「世界經濟千年史」指出，在1820～1952年期間世界經濟取得巨大進步，而中國則是技術落後、內亂和外國列強入侵。麥迪森認為：“由於技術上的落後，以及政府管治上的弱點，1840～1950年，中國一直被內亂和結盟的外國勢力對其領土和主權的入侵所困擾，這給經濟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1820年中國的GDP總量占世界GDP總量為32.9%，居世界首位；到1952年降為5.2%。這是因為1820～1952年期間中國GDP年平均增長率僅為0.22%，遠遠低於同期世界GDP年平均增長率1.64%。 姚余棟 「重燃中國夢想」中信出版社 http://book.ce.cn/read/economy/crzgmx/
[7]自五四運動後期代蔡元培主持北大，至1946年正式離開北大，除了中間有幾年短暫的離開外，蔣夢麟在北大前後20餘年，占北大百年歷史五分之一強，是到目前為止北大校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校長。 夢麟強調所謂現代教育的真諦只有兩個，即一、要將所有的學生培養成活潑的個人，而不應該使他成為一個屈背近視的人，要享受學習過程的快樂而不是將接受教育視為一種被動的痛苦過程；二、要將學生培養成能獨立思考、改良社會的人，而不是將學生改造成僅僅適應社會的順民。人人謀社會之改良，社會才能進步，人類才能發展。 37年10月，中美兩國合作在南京成立了「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農復會的委員由中方三人和美方二人組成，蔣夢麟被推為主任委員。翌年，農復會隨政府遷至台灣，從此開始長期計畫，聘請專家培植人才，從事台灣土地和農村的改良工作，完成了「三七五減租」和「耕者有其田」兩大目標。引自「五四運動與台灣大學」http://tw.myblog.yahoo.com/khwang_99/article?mid=2467&prev=2469&next=-1
[8]一九四八年冬，國民政府為安定台灣，決定委請當時的北大代理校長傅斯年出任台大校長。一九四九年，傅斯年任台大校長，傅斯年主持台大校慶致詞時表示，「日本時代這個大學的辦法，有他的特殊目的，就是和他的殖民政策配合的，又是他南進政策的工具。我們接收以後，是純粹的辦大學，是純粹的為辦大學而辦大學，沒有他的那個政策，也不許把大學做為任何學術外的目的與工具。」最後他以荷蘭哲學家史賓諾沙認為「宇宙的精神」在於追求真理的概念──「我們貢獻這所大學于宇宙的精神」與師生共勉。 撰稿：滕淑芬http://highschool.tw/pilot/p_gallery/p_g_001.php
[9] 白先勇：我想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中國人，心路歷程都可以用四個字來概括：古今中西。如何把古典與現代、中國與西方很和諧地結合起來？一百多年來，這幾乎是困擾所有中國文化人的有宿命意義的問題，是無可逃遁的大問題。 “五四”以來，我們對中國傳統文化提出了很大的爭論和置疑，有很多措施對傳統文化進行揚棄，21世紀我們應該靜靜地反思這幾十年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2010/07/07 取自http://big5.huaxia.com/gd/kdl/00252247.html
[10]廣大上青天（廣州、上海、大連、青島、天津）」五城市。
[11]2007年10月15日，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上的報告：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要求積極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貫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過程的長期歷史任務，是在發展的基礎上正確處理各種社會矛盾的歷史過程和社會結果。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3/16/content_2704537.htm
[12] 明鄭軍師陳永華說：昔日成湯以百里之土地就可稱王，周文王以七十里地而興起，這難道與地方狹闊有關係嗎？這實在是因為這些國 君求賢若渴，因人材的相助才成就了事業。現在台灣沃野數千里，懸居海外，而且民風日醇，如果國 君能夠廣收人材以助，那麼十年生長，十年教養，十年成聚，只要三十年真的就可以與中原相比。2008/6/10 取自http://big5.chinataiwan.org/gate/big5/2006.chinataiwan.org/web/webportal/W2001629/Uadmin/A2030452.html
[13] 1945年日本技術工人離台前，丟下一句話：「三個月後，台灣將一片黑暗」。戰後台灣工業基礎亟待恢復，經濟蕭條，米價上漲，1945至1949年間在政府統制經濟下物價暴漲，舊台幣發行量倍增，1949年6月15日 政府不得不發行新台幣以1：40000比例收回舊台幣，藉以穩定幣值。美援停止支付，台灣物資短缺，人民生活益形窘困。2008/6/10 取自http://www.mcu.edu.tw/department/genedu/2echelon/92report/a03/0807_01.htm
[14] 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在《社會契約論》（Social Contract）一書中主張人類生而自由平等，人權並不是統治者施捨來的，人民才是政府的主宰，反而統治者的權力才是基於被治者的同意而來。盧梭提出的「主權在民」和「社會契約」，所彰顯的就是「全民意志」的概念，以公共意志來決定民眾的福祉。這個理論提出來後，震驚了全歐洲，影響甚巨，之後的美國｢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和法國「人權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of the Citizen）」的影響，可以證實盧梭天賦人權理論的重要性。
[15] 進口替代〈1951-1962年〉時期，1953年工業委員會尹仲容主張工業民營化，發展國內進口替代工業，選擇電力、肥料、紡織等工業，扶植6000家以上民營企業，採用外匯管制與高關稅政策，用以鼓勵經濟成長，穩定物價水準，藉由米、糖出口換取進口替代工業所需設備、原料。2008/6/10 取自http://www.mcu.edu.tw/department/genedu/2echelon/92report/a03/0807_01.htm
[16] 李國鼎，這個名字代表著台灣經濟奇蹟的動力源頭，無論是在經濟或科技領域，李國鼎都是運籌帷幄，推動執行的領航人。總是在關鍵時刻提出創新觀點，締造的台灣的經濟奇蹟，而李國鼎也成為台灣經驗的代言人。不一樣的經建工程師，不一樣的經濟部長...。「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李國鼎的一生，就像是台灣經濟的發展史。民國20年，留學英國劍橋大學；民國34年，戰時生產局專門委員；民國37年，台灣造船公司協理；民國40年，台船公司總經理；民國47年至52年，美援運用委員會秘書長；民國54年至58年，經濟部長；民國58年至65年 ，財政部長；民國65年，行政院政務委員；民國66年至77年，行政院經建會委員；民國77年，總統府資政。2008/6/10 取自http://download.cw.com.tw/dream60/ktli.asp
[17] 尹仲容（1903年4月16日 －1963年1月24日 ），本籍湖南邵陽人，民國政府官員。他是穩定台灣經濟的關鍵人物，也為1950年代中，少見擁有自由貿易思想者。2008/6/10 取自 http://www.google.com.tw/search?hl=zh-TW&q=%E5%B0%B9%E4%BB%B2%E5%AE%B9&btnG=Google+%E6%90%9C%E5%B0%8B&meta=&aq=f
[18] 1948年7月3日 中美雙方簽訂「中美經濟援助雙邊協定」，由美國政府對華提供經濟援助，希望達成穩定經濟、節省外匯、促進工商發展等目標。當時為了順利運用美援，政府成立了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成為「美國經濟合作總署中國分署」的對口機構。2008/6/10 取自http://nrch.cca.gov.tw/ccahome/website/site20/PDFFiles/0319.pdf
[19]科技顧問組為行政院院長科技事務之幕僚單位，民國68年成立以來，任務迭有變更；剛開始主要是外籍科技顧問與國內各科技相關單位的聯繫與協調，隨著科技事務日趨複雜與科技顧問組成的遞變等，科技顧問組的工作亦逐漸調整，例如，增加電子資訊與電信策略會議、生物技術產業策略會議、材料科技會議；創建國家資訊通信基本建設(NII)計畫專案小組、推動行政院「科技人才培訓及運用方案」等，以迄今日之細分為諸如資通安全小組等六小組的組織變革。2008/6/10 取自http://www.stag.gov.tw/content/application/stag/about_group/index.php?cnt_id=193&ico=1§ion=2#a2
[20]孫運璿（1913年11月10日 —2006年2月15日 ），中華民國政治家，山東蓬萊縣人，哈爾濱工業大學畢業，曾任台灣電力公司總經理（1962年-1963年）、應世界銀行之聘擔任奈及利亞全國電力公司執行長（1964年—1966年）、中華民國交通部長（1967年—1969年）、經濟部長（1969年—1978年）與行政院長（1978年—1984年），任內推行十大建設，並促進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的成立，主導台灣早期科技政策，為台灣科技產業之主要奠基者之一。1984年2月24日 腦溢血中風，5月15日 率內閣總辭而淡出政壇。2008/6/10 取自http://www.helzone.com/vbb/archive/index.php/t-42274.html
[21] 丘逢甲譜名秉淵，以生甲子年故名逢甲。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逢甲奉旨督辦團練，次年，馬關議約，台澎割日，消息傳來，全台震驚，逢甲呈文反對割讓。五月六日 ，日軍在澳底登陸，進佔基隆，猛攻獅球嶺，唐景崧乘德國輪船走廈門，逢甲知事無可為，乃回台中，十六日，日軍入台北城，連下大嵙崁、新竹，逢甲始奉父母返鎮平故里，離台前撰成名句：「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扁舟去作鴟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2008/6/11 取自http://www.fcu.edu.tw/main/fcu/fcu_cfc.htm
[22] 張之洞（1837—1909年）字孝達，又字香濤，號壺公，晚年自號抱冰老人。清末重臣，洋務派首領。直隸南皮（今屬河北）人， 1863 年（同治二年）進士。 他身為官方大員，卻大力倡導「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於一八九五年馬關條約簽訂時期，倡議讓台灣問題國際化，並主張把台灣礦藏交給西洋人開採，力圖挽回台灣割讓給日本的命運，雖然沒有成功，但這種以夷制夷、借力使力的策略，對照現今國際局勢，彷若熟悉常見。2008/6/10 取自http://www.ylib.com/hotsale/chung/default.htm
[23] 晏陽初(1890-1990年)出生于四川省巴中縣的一個書香世家。本名興複，字陽初。早年在美國耶魯大學讀書，畢業後赴歐幫助華工識字。回國後積極從事平民教育工作，先是在河北定縣設立試驗區，後又建育才院，培養鄉村工作者。被評為當代世界具有革命性貢獻的偉人。50年代以後致力於國際平民教育運動，一直到逝世。他對鄉村教師的品德作了詳細的論述。他的論著收集在《晏陽初全集》中。http://www.yc2000.net/iSchool/Resources/jxjy/jxjy/zydd/0004_109.htm
[24]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自1923年10月由晏陽初任總幹事後﹐主要在城市從事平民識字運動﹐後來由分析文盲數量而注意農民﹐因研究農民教育而移往鄉村。1926年該會選河北省定縣為華北試驗區﹐特從翟城村入手﹐進行平民教育﹑農業改良﹑社會調查等工作。至1929年該會才集中全力以縣為單位在定縣進行實驗。他們用學校式﹑社會式﹑家庭式“三大方式” 來進行生計﹑文藝﹑衛生與公民“四大教育”﹐企圖解決他們所謂中國農村的“四大病”﹐即﹕貧﹑愚﹑弱﹑私﹔並實現政治﹑教育﹑經濟﹑自衛﹑衛生和禮俗“六大建設”。 http://203.72.198.245/web/Content.asp?ID=3454
[25] 抗戰勝利，政府為復興農村，於1948年10月1日 ，依據中美兩國所簽經濟合作協定，在南京成立「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簡稱農復會），協助我國戰後農村復興工作。1948年農復會隨政府來台，除擁有優秀之國內外農業專家群外，並提供充裕之資金，為台灣早中期農村復興而奉獻心力。1978年9月 15 日，美方照會我國終止雙方合作並停派農復會美籍委員，6個月後中美經合協定依約自動失效，農復會乃於1979年3月15日 結束。http://www.coa.gov.tw/view.php?catid=8575&showtype=pda
[26] 蔣夢麟（一八八六-一九六四）教育家。原名夢熊，字兆賢，號孟鄰，筆名唯心、惟心。浙江餘姚人。一九0四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學，後自費留美。民國八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初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五四運動期間任北京大學教授兼總務長。後擔任北大代理校長、中山大學校長、西南聯合大學校務常委、南京政府教育部長、浙江大學校長等職。來台後，任故宮博物院理事長、農復會主委。著有《教育散文》、《過度時代之思想與教育》等http://www.arttime.com.tw/exhibition/gallery/54/54_5.htm 。
[27] 土地改革三部曲分別是，1949年三七五減租，限定耕地租額最高不超過正產物全年收穫總量的千分之三七五，政府保障佃農權益，其結果糧產增加30﹪，佃農收益增加43﹪，1951年公地放領18萬甲〈約當全台耕地的20-25﹪〉，放領地價按該耕地正產物全年收穫量二倍半，以實物計算，由承領農戶分十年攤還，1953年實施耕者有其田，地主得保留出租耕地中水田三甲 或旱地六甲 ，超出部分由政府向地主徵購。2008/6/10 取自http://www.mcu.edu.tw/department/genedu/2echelon/92report/a03/0807_01.htm
[28] 高希均指出，臺灣經驗從貧窮落後到提升至小康局面，值得稱讚的地方多，包括：政府改善人民生活之決心、經濟成長率高、失業率低、所得分配平均、物價穩定、貿易成長快速、儲蓄率高、私人企業充滿活力；如果以現代化社會標準來嚴格檢驗，臺灣值得改善的地方，還有：生態環境惡化、經濟競賽規則落伍、決策過程模糊、貧窮心態強烈、政府干預過多、社會福利欠缺、教育素材尚待提高、國內市場太受保護。請參閱高希均、李誠（1995)。臺灣經驗再定位。臺北：天下文化，頁95-96。臺灣走過的路，中國大陸亦將隨之，臺灣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無論是正面或負面經驗，對中國，甚至其他發展中國家，皆可提供一定程度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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